古德，一座屹立在华北平原的百年老城。打还有皇帝的时候，此地就立了县，几百年来一直是屯田的所在。抗日战争时，这里也是抗击日本人的一处前线，当时日军的攻势势如破竹，但是这把劈竹子的武士刀，却狠狠地在古德这个铁竹节崩了刃。一个小县城，硬是挡住了帝国主义滚滚向前的战车。

当时的日军指挥官，是又羞又恼，他北平城也不过二十一天举了白旗，你一个小县城敢那么硬?这叫我脸上怎么挂？

坚守足时足量一个半月之后，随着周边逐渐沦陷，古德终是孤木难支，倒在了武士的刀刃下。随即便是报复性的大屠杀，从机枪到毒气是无所不用其极，一度杀的此地立不了县。直到解放后，古德的人口也没恢复到抗战前的百分之四十，自始至终也难发展什么工业，古德人只能继续在那大片的黄土里讨生活，但是终于也是保住了一个县的名头。

古德人的血性并没有随着前辈们的死消失，那种坚韧不拔的血脉继续奔腾在荷着锄头撒着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的身体里。

秋去春来，几十年在田里似乎并不长，仿佛一晃就到了二十世纪末，天门纸企来了。

先是几辆大部分人没见过的观测车，后来又是一帮看上去就很有文化，扛着一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仪器的家伙，这寻寻，那探探，正当人们还在纳闷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一座造纸厂仿佛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就那么出现在了铭恩村的地界上。

造纸厂在古德县招了大量的工人，尤其是铭恩村，几乎全村都进了厂，没过多久，这个古德县远近闻名的穷村子，摇身一变成了成了小康村，家家户户的土屋都变成了小砖楼。

正如铭恩这个名字，天门纸厂叫铭恩人抬起了头，他们自然也不会辜负纸厂，他们比其他所有工人都更加拼命，其中就包括着王有良。

随着日复一日滚滚升起的浓烟，奔腾而出的废水，铭恩人终于注意到有什么不对了：似乎再也看不见天了，河里也一直淌着臭水，没有一条鱼，而且村子里隔三差五就得让救护车拉走几个人，而他们也无一例外的，全是癌症。

没有人往他们的摇财树身上“泼脏水”，也没有人敢那么干——除了王有良。

王有良那一年四十五岁，他十五岁的儿子在县里的医院确诊了癌症。

王有良老婆走的早，他一个人受苦受累把孩子拉扯大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好容易有了钱，日子好过了，老天爷又跟他开了那么个天大的玩笑。

最后一咬牙，把几年打拼出来的房子卖了，带孩子进省城治病。

但是已经晚了，肺癌，晚期。

这晴天一声炸雷，劈的王有良喘不上气来。他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跪着求医生救救他的儿子，但是医生不是神，他们也没有办法。

后来从医生嘴里得知，他儿子的癌症和天门纸厂有莫大的关系，这让他又找到一丝希望：纸厂！他们有钱！去找他们要钱，然后去北京，去上海，去天津，去一切他能想到的大城市，仿佛只要进了大城市，他的儿子就没事了。

看了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儿子，王有良下了决心，回铭恩村！

一路颠簸之后，王有良在一个雨夜回了他曾经的家，回到了天门纸厂。

一开始造纸厂的负责人还表示出了相当的同情，听到最为凄惨的地方还会从眼角流下几滴泪，但是王有良刚刚说到钱的时候，负责人的脸色就猛地一变，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听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看着皮笑肉不笑的负责人，王有良愣了，他继续坚持赔偿的事，但是负责人早就不耐烦了，挥了挥手叫了保安，把王有良扔了出去。

王有良不甘心，磅礴大雨里发了疯地拍着造纸厂的大门，但是换来的只是保安的一顿毒打。

满身伤痕的王有良就那么趴在泥水地里晕了过去，当他再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手机上有几个未接来电——那是医院的电话。

看着手机上的电话，王有良颤抖着打了过去，不出所料，孩子没了。

他发了疯般的回了省城，冲进了医院，就那么呆愣愣地看着孩子的尸体。

后来他出了医院，也没再回古德县，只是在省城一直打着零工，发誓要找到置天门纸企于死地的方法。

古德人的坚韧，完全的体现在了这个丧子的中年人身上。

在几次的临时工作里，王有良从工友那得知了用法律解决问题，他又看见了希望，省吃俭用地买了一大堆有关法律及其程序的书。

白天为了生活他必须工作，到了晚上，就挑着那盏几乎没光的台灯坐在几平米的出租屋里苦读。就那么又过了半年，原先略显富态的王有良不见了，留下的是一身干瘦和慢性病，但是他不后悔，他有办法了，他有办法叫天门纸厂付出代价了。

他起诉了天门纸企。

但是一个人，又怎么抗衡整个法律团队呢？王有良就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开庭，闭庭，开庭，闭庭。

天门纸企本以为挫他几次他就会绝望，但是王有良没有，他不停不休地收集着造纸厂违法犯罪的证据，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就那么打了十年的官司。

王有良一头黑发变得斑白，又变得全白，他从中年人变成了一个老头，但是还是跟嵌进磐岩的钉子一般，死死地钉着造纸厂。

王有良叫天门纸企头疼不已，但是就凭他一个人，还是扳不倒那么大一个企业——怎么可能呢？

终于，有那么一天，王有良打完一场官司，从法院里出来的时候晕倒在了地上。

造纸厂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

当王有良再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老了，身体不行了，不可能扳倒天门纸企了。

绝望彻底压垮了他，他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并没有在意护士的劝阻，付清了医疗费，又摇摇晃晃地回了他的出租屋。

他只是为了复仇而活着了，如果复不了仇，还不如早日去见自己的儿子呢，只不过这太窝囊了，儿子会不会很自己这个没用的爸爸呢？

他把一根绳子挂在了吊扇上，把脖子套进了另一头的绳圈，老泪纵横——自打儿子死了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流泪。

正当他打算与世界诀别之时，有人敲响了他的门。

王有良急忙撤下了绳子，擦干了泪，翻身下了凳子——他不愿叫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他开了门，站在门前的是一个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披着白袍，一头的长卷发，还带着一个荆棘圈。

“老人家，苦了您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关心，弄的王有良不知所措，自打妻子死了，就再也没人说过这种话了。

他把年轻人迎了进来，聊了几句话才知道，这年轻人是一个叫做“伊甸之癌”的组织的布道士（他自己那么说的），专门帮助那些被环境污染毁了生活的人。

王有良听的将信将疑，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要怎么帮助自己。

但是年轻人信誓旦旦地告诉王有良，一周后，去法院找个旁听席，会给他一个惊喜。

话毕，年轻人留下一个电话，扬长而去。

王有良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葫芦里买的什么药，不过他既然说了，反正自己也不打算活了，为什么不去看看是什么惊喜呢？

一周后，王有良出现在了法院的旁听席上，当被告入场时，他差点没惊掉了下巴——那是天门纸厂的负责人，那张脸砸烂了他都认识，只不过不同的是，他挂在脸上十年的傲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惊慌与恐惧。

王有良并不认识原告，也没怎么在乎审判过程，他只知道天门纸厂倒了，背后的天门纸企背负上了他这辈子听都没听过的巨额罚款。

王有良出了法院，他这辈子都没那么轻松过了，他这一辈子已经吃了几辈子的苦了。

正当他打算回家的时候，又一个年轻人拦住了他——依旧是那一身奇怪的的打扮，不过不是一个人——递给了他一张照片，是一个里面写着“ec”的荆棘圈。

王有良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人家就告诉他找一家纹身店纹在脖子上，打那个电话约人出来，展示这个标志，你将会获得第二个惊喜。

说着，年轻人向他展示了自己脖子上的标准。

王有良现在对他们深信不疑，很快就按照他说的做了。

来的人是他第一次见到的布道士，王有良着急地展示了自己脖子上的标志，以证明自己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年轻人一笑，伸出了手：“欢迎加入伊甸之癌，你的敌人将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需要你用生命效忠组织。”

王有良连连点头，自己这条命就是他们救回来的，根本不在意再还给他们，何况他们还帮自己报仇了呢？

两人又随便聊了几句，无非就是生活之类的。

布道士走之前，给老人留下了一千块钱，这在10年可不是笔太小的钱，并且告诉他每个月都会有人给他送救济金，而且会帮他搬新家，剩下的只需要等待组织的安排就好。

王有良甚至想给眼前这个年轻人磕一个了，还有比这更大的恩吗？

两人很快就分开了，没过多久，果然有人把王有良接了出去，搬到了新家，不说豪华，但是至少宽敞——而且是自己的老家古德县。

又过了几天，王有良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条新闻——天门纸企的老总钱多金离奇死亡。

正当他诧异时，来了个电话，是布道士。

“我们已经帮你完成所有的愿望了，你接下来只需要等待组织的命令了。”

没等王有良反应过来，电话就被挂断了。

这些家伙，是神仙吗？

这就是王有良唯一的想法了。

又是过了十几年，古德在王有良打官司的十年了，已经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了，这十几年，更是让王有良认不出来。

老人一直生活在大恩未报的自责中，而自己又在一天天变老，他时刻害怕自己没来得及报效组织就撒手人寰了，既是是在如此生活下身体一天天在恢复。

但是他担心早了，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一天下午，自己家的空调突然坏了，正当他准备找人来修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话，是布道士，王有良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ec，受难。”

这是唯一的一句话，并没有一点冗余，电话就被挂断了。

王有良没明白什么意思，就只是记住了，然后打了修空调的电话。

师傅很快就过来了，三下五除二修好了空调，就在王有良要送他出去的时候，师傅突然说了一声：

“ec！”

王有良下意识的接上了：

“受难！”

师傅很高兴，转身握住了王有良的手：“王老爷子，明天就是我们报效组织的时候了！”

说着，他塞给了王有良一个蓝色的小药瓶，告诉他，明天十点到人多的地方摔掉，或者自己喝了，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完成组织的终极目的：受难日。

“我们或许都会死，不过那些还活着没伏罪的杀了你儿子的人都会为我们陪葬，再也不会有孩子因为该死的污染丧生了。”

王有良知道明天就是自己的死期了，想给师傅留下来聊聊天，但是师傅着急地走了，说是要在县公安局做好受难日的准备。

王有良把药瓶放在了桌子上，盯着它，彻夜未眠。

第二天九点多，老人似乎想起了什么，拿着药瓶下了楼——他家附近有一家照相馆，他想拍一张遗照——他并不知道受难日具体是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大限已至了。

福来照相馆前，王有良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来小药瓶，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又塞了回去，看着玻璃门后擦拭相机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去。

“您老是要拍什么照片？”

“遗照！”

在年轻人的诧异中，王有良踏向了地狱。

老天一直保佑着古德，但他从未在意古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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