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神关系上，道教一般都主张炼形以养神，比较注重炼形。就这一点讲，葛洪有时把“形”、“神”关系比喻为“堤”和“水”，“烛”和“火”的关系。如说“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从这段话中所作比喻推论，似乎应得出“形存则神存”，“形竭则神灭”的结论。但是，由于道教注重炼形的目的是为了使神（或“精灵”）不离其身，从而达到长生不死、肉身成仙，所以葛洪虽然认为形神是互相依赖的，而又强调所谓“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把“形”说成要依赖于“神”才能不朽不疲，归根到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葛洪从道教求仙通神的宗教教义出发，特别发挥了“守一存真，乃得通神”的唯心主义思想。“真”也就是“一”，在葛洪看来，“一”是最真实的本体，所以“守一存真”，他也称为“守真一”。他认为，对于“真一”如果能“守之不失”，则可以“陆辟恶兽，水却蛟龙，不畏魍魉、挟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所以，他又认为“守一存真”是得“道”、存“玄”，通向神仙之境的根本功夫，其结论是：“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不知也。”“一”，葛洪既称之为“真一”，又称之为“玄一”。“玄一”的功能与“真一”相同，但似乎比“真一”容易达到。如他说：“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葛洪还认为，“知一不雅，难在于终”，即修道之难在于坚守“真一”而不失。为什么“守真一”如此之难呢？
在认识论上，葛洪是一个实足的唯心主义诡辩论者。这点充分反映在他肯定神仙不死、鬼怪实有的论证中。当时有人对神仙不死进行了驳斥，指出：“有始者必有终，有存者必有亡。”所以，人“而成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久视不已之期者矣”。这本来是合乎事实的正确论断。然而，葛洪是如何反驳的呢？他说：“夫聪之所去，则震雷不能使之闻；明之所弃，则三光（日、月、星）不能使之见。岂鞫磕之音（雷声）细，而丽天之景（日、月、星之光）微哉？而聋夫谓之无声焉，瞽者谓之无物焉。……浅识之徒，拘俗守滞，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天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葛洪的反驳完全是一种诡辩。
葛洪提倡的道教注重以服食丹药寻求长生不死，成为神仙。所以，他也很注意研究医药学和炼丹术。他对医药学和炼丹术的研究目的是出于宗教迷信，希望炼出神药、金丹，使人服食后能长生不死，肉身成仙。如他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又说：“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己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这完全是一种荒诞的幻想。
他对医药学和炼丹术的研究，对我国古代医药学和化学的发展，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另外，他认为，世俗之人所以不能守住“纯一”，那是由于物欲嗜好过多，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宗教禁欲主义的修养，才能达到“守真一”，求得神仙境界。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看清葛洪所谓的“玄”、“道”、“无”、“一”，完全是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精神本体。
三、隋唐时期道教
隋统一南北后，曾大力提倡佛教，同时对道教也不排斥。隋朝政权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即为李唐王朝所取代。
唐王朝适应统一形势的需要，基本上是采取调和儒、释、道三教的政策，同时利用来它们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儒家居主导地位，辅之以佛、道二教。所以，佛、道二教在唐代都有很大的发展，而佛教的势力又远远超过道教。唐王朝帝室姓李，曾以此攀太上老君李耳为始祖，提高道教的地位。当然，反过来也为了借神权以提高皇室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割据对峙，不相通问，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南北各立不同流派。至唐朝，与政治、经济的统一相适应，佛教、道教的南北流派也有融合、统一的趋势。
唐高宗至玄宗开元期间，为唐朝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其间著名道士甚多。如深受高宗礼遇的潘师正，玄宗时负责纂修《一切道经音义》的史崇玄等。唐代道教徒为了扩大其宗教影响，大量吸收佛教的唯心主义神学理论，以充实道教。所以，唐代道教在宗教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成玄英、王玄览等。
成玄英，字子实，生卒年不详，为唐太宗至高宗时人。他的著作很多，据《新唐书·艺文志》载，传世的著作有《老子注》、《庄子疏》。《庄子疏》收入《道藏》中，清人郭庆藩著《庄子集释》中，录有成玄英疏全文。成玄英以道教宗教观点注释《老子》和《庄子》，他的重点在阐发所谓“重玄之道”。“重玄之道”本于《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一语。《老子注》久已逸失，近人蒙文通从《道藏》中辑出其逸文，题为成玄英《老子义疏》。
在一部分道教徒看来，《老子》中所说的“玄之又玄”，即“重玄之道”，是求道成仙的要诀，是《老子》论“道”的精义所在。所谓“重玄之道”，成玄英解释说：“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又说：“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这是说，对于客观世界不论是坚持说它“有”，还是说它“无”，都是有所执著的表现，都是不对的。正确的认识应当是，既不执著于“有”，又不执著于“无”。不仅如此，进而对于不执著于“有”或“无”这种看法，也不应当执著不放。
这就是所谓“重玄之道”，亦即“玄之又玄”的精义。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有无不定，谁能决定无邪？谁能决定有邪？”所以，他所讲的道教的“重玄之道”，是一种“非有非无”的本体。成玄英这里引佛入道，用的是佛教论证客观世界虚幻不实的“双遣法”，以说明“道”与“万物”，“有”和“无”之间的关系。
成玄英对于“道”有一详细的论述，他说：“夫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旷无端，杳冥无对。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至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极，成者必亏。生生以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者也。”这里是说，“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地万物均由“道”生成。“道”的特点是：“虚无”、“无端（始）”、“无对”、“无形”、“无声”、“不移（无终）”。所谓“虚无”、“无形”、“无声”，都是形容“道”是“无”。
但“道”生成万物，万物都以“道”为本，则又是“有”。所谓“无端”、“无对”、“不移”，都是说明“道”是完整而不可分，独立而永存的。而以“道”为本体的万物，又是“有极”、“必亏”的。所以，成玄英概括说：“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无非有，不断不常。”总之，“道”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绝对本体。“道”是“虚无”，即是“非有”，然而“道”又生成天地万物（“应迹”），这又是“非无”。所以说，“道”是“非有非无，而无而有”。再就天地万物来说：“言天地万物皆应道有法而生，即此应首，从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无也。”
成玄英认为，就“道”来说：“妙本非有，应迹非无，非有非无，而无而有，有无不空。”
意思是，天地万物虽然是“有”，但它们是以“道”为本体者，所以也就是“无”。从这一意义上讲，也可以说：“万象森罗，悉皆虚幻，故标此有，明即以有体空。”如果拨开成玄英种种玄妙的说法，他的中心思想是在证明：“道”虽然是至虚至无，但它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绝对本体；天地万物虽然是有形有象，但它是虚幻不实的“空”、“无”。
成玄英既不同意把天地万物看成是实有，也反对把客观世界看成是绝对的空无。他是主张“即本（道）即迹（万物），即体即用，空有双照，动寂一时”。
在道教宗教修养方法上，他反对“断情忍色，楱托山林，或却扫闭门，不见可欲”。而提倡所谓：“体知六尘（佛教所说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境）虚幻，根（指六根，即佛教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亦不真。内无能染之心，外无可染之境。既然，恣目之所见，极耳之所闻，而恒处道场，不乖真境，岂曰杜耳掩目而称闭塞哉……见无可见之相，听无定实之声，视听本不驰心，斯内闭塞之妙也。”这就是说，只要觉悟到客观世界是虚假的，主观感觉也是不真实的，那么即使在生活上穷极享受，也可以求得仙道的境界，不必闭目塞听，断情忍色。所以，他又说：“妙悟诸法（指一切现象），同一虚假，不舍虚假，即假体真。”
成玄英的这些思想，是对郭象所谓“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发撺，只不过他从宗教神学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补充，为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求道成仙也不必脱离世俗的生活享受和政治活动作理论上的论证。
他的这套理论，正适应了一部分封建统治者既想长生不死，永远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又想以清高超脱自居的要求，所以它深得统治者的欣赏。唐高祖的儿子道王李元庆，就曾特地派人去向他请教“大义”。
王玄览原名晖，生于626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死于697年（武周神功元年），享年71岁。他的主要著作有《玄珠录》。王玄览也是以佛教唯心主义来充实道教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的道教神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特点。他认为，“万物禀道生力，道与万物是“隐”“显”的不同。他说：“众生与道不相离。当在众生时，道隐众生显；当在得道时，道显众生隐。只是隐显异，非是有无别。”道与万物之间他认为有同亦有异，“同”是说道与万物“互相因”，即所谓“道中有众生，众生中有道”，“若有众生即有道，众生既无道亦无”。“异”是说：“众生有生灭，其道无生灭。”所以，他认为道教宗教修养就是要达到：“若得众生隐，大道即圆通，圆通则受乐。”反之，“当其道隐时，众生具烦恼，烦恼则为苦”。
道士王太霄在《玄珠录序》中曾讲道，王玄览与二三乡友共往茅山求道，走到半路，他感到同行之人均非仙才，于是反回乡里，感叹“长生之道无可共修”。
王玄览认为，道教修道成仙的要旨，是要修得一个清净不变的“识体”。他说：“识体是常是清净，识用是变是众生，众生修变求不变，修用以归体，自是变用识相死，非是清净真体死。”这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大乘有宗唯识宗的影响，而附会以道教教义炮制出来的道教神学理论。他认识到“此身既乖，须取心证”，就是说修道求仙不在炼形而在求心。到了晚年，他更是“恒坐忘行心”。由此可见，在王玄览看来，这个不生不灭、万物众生的本体——“道”，并不在人心之外，而就是人心中具有的“道性”。修道不应外求，而应当内求。所以，他所讲的“道”生万物，也就是“心”生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