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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早年并不反苏，1921年3月28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信函中曾表示国民党应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这是蒋介石最早对和苏联的表态。1923年8月5日，蒋介石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苏俄与中国关系之密切，非他可比。”蒋介石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委任，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俄考察。

蒋介石去苏俄访问期间，在与苏共领导人员的会谈中及在递交苏方的各种文件中，都有许多对苏共、的溢美之辞，希望苏联能对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上有所帮助。

11月2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言说，“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www.zbcxw.cn 星星小说网

这次访苏，苏联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很多方面都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苏联军队建制中的编制和党代表制度等，蒋介石十分赞赏，当他回国主政黄埔军校时，黄埔学生军、党军的建制、党代表制度以及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强调，都具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的色彩。

在异国他乡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感到无比风光。尽管访问期间，日程紧张，事务繁忙，但蒋还是逢场必到，而且总是热情洋溢。

但蒋的出访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礼节行为，更多的是一次政治活动，一次请求援助的被动外交活动。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团访苏，主要目的是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希望能在苏俄的援助下实施在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孙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从而威胁北洋军阀势力所在的直隶和北京。但，苏俄对蒙古地区一向有企图，不想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苏方迟迟不予答复，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

11月27日，托洛斯基会见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明确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一直心存芥蒂。

1923年12月，蒋介石访苏归来后，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回国后，向孙中山呈递一份《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至今未公开发表过。但他从不重视这次访苏结果和其他言论上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苏俄是不满意的。

在黄埔军校，蒋根据自己对苏俄的考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主张以苏俄红军为榜样来组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注重对军队和军校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他说：“军队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党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此外他还努力与派到军校工作的顾问们处理好关系。

军校刚刚开办时，根据当时的形势，顾问们提出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时，蒋对此“几乎无条件采纳”，特别是对首席顾问加伦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他多次请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到军校讲课、演说。

蒋的用心良苦，精心策划同样赢得苏联方面的欣慰和重用，反应颇为乐观。苏联方面认为：蒋是同中国人紧密合作的左派；蒋介石赞同和学习列宁建设红军的经验，聘请苏联顾问，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等；蒋介石尊重共产国际代表，并友好相处；孙中山是蒋介石的政治导师，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广东区委的一些同志主张在军事上侧重于扶植黄埔，在策略上采取“黄埔中心主义”，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从国民党一大召开至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学俄联俄的重要性。他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俄国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俄国重在纪律，组织严密。他们的党员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的决心，所以他们成功得那么快。他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这一阶段，蒋介石积极参加了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平定商团叛乱中初露头角，后在两次东征和平叛刘杨叛乱过程中，一直担任总指挥，领导革命军取得胜利。客观上，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英雄的新形象，赢得了广东民众，苏联顾问和中国的信任，毫无疑问，蒋介石成了一个革命派的典型。

其实，一直到中山舰事件发生为止，苏联都是蒋介石完全意义上的后台，而蒋介石也刻意塑造出极“左”形象，骗取丰厚的政治和军事援助，逐步地攀登权力顶峰。然而廖案后的政局既是蒋、汪合作的局面，也在苏联和汪蒋之间制造了新的权力角逐的客观背景。1926年2月底，原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在一次宴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广东的统一有三位元勋，第一汪精卫，第二蒋介石，第三李济深。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荣誉，又是羞辱，在外人看来，前者居多；在蒋本人看来，应该是后者为主。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的确立，是以资历为起点，以苏联和中国的全力支持为基本条件的。在与国民党右派保守势力作政治斗争和对全局的支配权以及对广东反动势力进行讨伐的过程中，蒋介石、苏联顾问以及中国是利益相关的，三者之间关系是妥协的，然而一旦这样的共同敌人消失或不再是主要矛盾时，国民党各种势力就会重新分化整合。这客观上就需要在蒋、汪之间重新分配苏联在华的权力资源。这意味着在蒋、苏之间必然发生突破原来权力均衡，打乱原有制约秩序的事件，中山舰事件可算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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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合作，蒋介石也是经历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蒋介石说：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我便要自己去加入。

在联共方面，张国焘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蒋主持黄埔军校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由具有党籍的学生们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他的支持。

在扶助农工方面，他派黄埔军校的学员任省港大罢工纠察队教官，派兵保护受到敌人袭击的工人纠察队。在东征中，他允许政治部派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一部分枪械武装农会与农军，他同意在抄得的逆款10万元中拿出两万元作开展党务工作和工农活动的经费。

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他称戴季陶是“以尊重总理适以侮总理”，“是总理的不肖之徒”，“吾侪当鸣鼓而攻之”。对西山会议派攻击的行为，他非常“愤怒”，谴责为“诬总理，诬本党”，说国共合作“自改组迄今，成绩俱在”，并以东征军总指挥的名义警告他们，要他们反省。1925年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革命示威游行，蒋在汕头得知后“连夜严电阻止”，回到广州即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得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

1925年8月，蒋的革命言行正好获取与汪精卫、许崇智一道被授权处理廖仲恺遇刺案的政治、军事和警察权。利用此机会，他驱逐与廖案有嫌的许崇智，吞并粤军，一跃而成为广东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对蒋介石“左”派行为的最大政治回报体现在其二大上，国民党二大开幕后，蒋以“东征英雄”的身份从前线回广州出席大会。1926年1月6日下午，蒋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在大会上，蒋以248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效票249票）。1月22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又推举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终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构，这就替他排除异己，夺取国民党的更大权力铺平了道路。

蒋介石的这些行为同样取得了中国的拥护，然而，蒋介石绝不是一味地慷慨激情，虚怀若谷。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底限的，即一切以不能损害他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的一切行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点头同意、允许才可。不经同意，而妄自行动，或行动过火，蒋介石都是要有所表示的。

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视为“寄生”，“不怀好意”，且对国民党一大中不少党员的行为“甚感愤慨”和“忧心忡忡”。认为挟俄之旗帜，自重身价，本党人员盲从，心理迷惘，如此下去，恐怕不能完成国父所托。

国民党二大以前，蒋虽然不敢公开，可对的限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首先是禁止在军队中担任干部职务。他查悉陈赓是员，便在学生花名册里在陈的名字下作“此人是C·P，不能带兵”的记号。其次是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行为。据苏俄军事顾问回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猖狂地反对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关系，一团二营党代表李之龙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蒋立刻将李调离战斗部队，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示惩罚。

东征军抵潮汕时，蒋的羽翼渐丰，因而把对的监视由暗中转为公开。先是诱使交出名单，接着又以“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为名，要退出国民党。此两计行不通，他又提出所谓“调和党争办法”，规定的活动须公开化，国民党党员加入必须经过校党部批准。但此路仍不通，他只得另辟新径。

国民党二大后，蒋的政治态度朝右的方向急转，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1925年和1926年初，广东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各种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参加省港大罢工的二十几万工人中，有三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全省以海陆丰为中心有60多万农会会员，农民自卫军有3万余人，主办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觉悟、训练有素的进步青年。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员担任。国民党二大选出的中央执委、监委中，占7人，左派占7人，右派占15人。国民党中常委、各部部长、各部秘书长中均有员任职。

国民党二大给蒋带来的显赫声誉并未使他感到高兴，相反，在左派和人以及苏联顾问对广东局势十分乐观时，蒋却整日闷闷不乐，经常痛斥部下，连1月20日国民党二大闭幕式也借口“心闷足痛”而避不出席。1月26日，“足痛”的蒋突然登上白云山巅，骋怀回眺，亦不能稍解郁闷，感叹如何可才能弛责释负，达隐居之目的。与张静江说到本党现象与个人处境时，不禁感慨系之。显然，蒋苦闷和伤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感到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二大被的空气笼罩以及国民党二大后的党务、政治、军事等陷于被动。蒋思考再三，最后决定“积极进行，冲破难关”，“负起责任”，与、国民党左派“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