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要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树立起思想和组织上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诚”的哲学，要加入国民党的者必须“诚”于三民主义。要求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全体成员都要服从他的主张，如同他以孙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以孙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那样。同时，他把第一军中所有掌权的官长一律换上自己的亲信。2月2日，他对黄埔军校中两个学生团体的对立状态表示无法容忍的态度，要求双方都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他下令：“有未经许可秘密加入各种团体者，即以植党营私论，在所必惩。”

2月8日，他以与俄军事代表团团长季山嘉有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要挟，意在驱季，未果，又向汪精卫进言，称季专横，如不免除，不仅对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如不准蒋辞职，就应令季回俄。3月8日，蒋又访汪，进一步提出“革命实权不可落人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须有一定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可汪毫不理会。蒋见此招不灵，只得另寻机会和目标了。www.zbcxw.cn 星星小说网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离开广州，的两广区委书记赴沪，总书记陈独秀生病休息，国民党左派和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影响暂时削弱，因此，广东各种反动因素开始强化，三一八惨案期间北方革命形势低落，广东政局立即发生新的变化，蒋脱离革命轨道的倾向日益明显。孙文主义学会经伍朝枢等介绍，与西山会议派相结合，他们利用蒋的多疑性格，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多次散布谣言，为蒋的提供口实。

在3月20日前，他们扬言广州不久将有大变发生。3月17日，孙文主义学会又谣传“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接着又假借名义调动中山舰为突破口，大肆鼓吹“中山舰要炮轰黄埔，要暴动”。蒋借题发挥，趁机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此乃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蒋在事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假惺惺地向人们做解放，一方面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混淆视听，使中山舰事件的起因蒙上一层层面纱，成为一桩“悬案”。

但我们只要把它纳入事变主要当事人双重政治态度演变的因果链条中，就会清晰地看到：蒋在革命方面的表现，获得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上的巨额回报，为蒋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他存在的反革命政治态度亦在变化发展，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质变，注定他要扫除阻碍自己目的实现的各种势力。上述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无前者就无资本和条件去实现“抱负”，无后者就不会加速实现其“抱负”，这使得他在反苏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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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由向广州国民政府请假，去中国北方。同月15日，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等汇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4月8日，在共产国际一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东政府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文章，谓蒋介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动一次政变”，“广州人民政府看来从没有今天这样受到拥护”，为蒋开脱责任，这是苏联顾问对华工作方针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鲍罗廷探得要领后，也一改原来回国计划，4月29日，回到广州。事实上，鲍此次回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恢复苏联与蒋介石的关系，特别是在经历中山舰事件后，如何不让苏联在中国革命的投入不付之东流和前功尽弃。

蒋介石对鲍的到来，颇为不安，担心在汪精卫问题上产生“纠葛”。4月30日，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议党争，交换意见”，发现鲍尚有猜忌。在最初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不能退让，必须强硬对待。他提出，要求限制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鲍罗廷由于感到一场右派政变迫在眉睫，决心以向蒋介石让步为代价，换取他对右派的镇压。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人中，没有人能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打破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

鲍罗廷与蒋介石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制定整理党务办法。当鲍罗廷与蒋商量这个办法时，对他的态度极为缓和。鲍、蒋会谈的结果很快明朗：其一，鲍对于蒋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包括对他的限制、排斥员，以及蒋制造出来的“以蒋代汪”的局面，采取承认的态度；其二，鲍将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这些物资包括两万多支来复枪、数门野炮、数架飞机等；其三，蒋允予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同意鲍提出的关于打击右派的意见。这就是鲍、蒋之间的几点“君子协定”。

5月4日，蒋如约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6日下午，援华军事物资由兵舰运到。这样一来，蒋的所作所为，一下子全成了为苏联所支持、所认可的行为，怨蒋批蒋之口遂被封住，汪精卫的出路也完全堵死，同时为以后的“清党”的变本加厉讨了个合法借口。不仅如此，至此，蒋对苏俄的态度了如指掌，故能牢固掌握，尽为其用，尤其是助长了蒋对的排挤和打击气焰。

鲍与蒋订立的“君子协定”，究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弃汪联蒋”，这对于国民革命的现在和未来走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确认了“以蒋代汪”的格局，推波助澜地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历史，推向了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时代。

与鲍罗廷一同联袂归来的胡汉民，此时收回了他在莫斯科公开的拥护苏联、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以亲见亲闻的“资格”，游说拒俄、排共，以求东山再起。他实在是打错了算盘，蒋介石意在一人独断，不可能搞蒋胡合作，再者胡的拒俄游说，特别是他对蒋提出的“扣留鲍罗廷”的主意，更提得不是时候，如果真是那样做的话，蒋介石自断活路，因此胡之此行注定是一无所成的。不出所料，1926年5月9日，在广州政坛败出的汪精卫、胡汉民，同时离粤。

“君子协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抑制。由于蒋介石对鲍罗廷的底牌掌握得一清二楚，因此，从一开始，蒋就提出，要求限制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这便成为蒋公然向发动一次党务限制和清除运动。5月12日，蒋介石即与鲍罗廷商谈“党务整理办法”。虽然鲍也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鲍在支支吾吾中全部接受了。14日，蒋对鲍说：“对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许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余心实不愿提出亡党条件，但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违教分裂也。”表面上声称遵从孙中山遗教，而实行上认为孙中山的“容共”将导致国民党之“亡党”。对此，鲍罗廷“默然”无语，不作表态。种种情况助长了蒋之野心，整理党务案即是在此微妙关系中出台和实施的。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8次党务会议上，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后内外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整个国内风言风语，一片混乱，为统一口径，蒋介石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至5月中旬，预定会期已到。而此时，蒋已完全控制住了苏联顾问，也解决了汪、胡的问题，能够从容操纵会议，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党”的意志。

会议之前，蒋于13、14日分别与张静江、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等谈话，谈整理“党事”及国共“妥协”条件，对的活动提出了严厉限制的条例。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共40多人，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为主席团成员，蒋介石为主席。蒋介石宣布开会理由，矛头直指，指责“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反客为主”等。随后，由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9人，提出《整理党事案》，核心内容为四项原则：改善中国国民党与的关系；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在《整理党事案》之外，蒋介石又单独提出国共“协定事项”8条：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国民党内之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中国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人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人，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以上四项原则和蒋的八条提案，是在改善和调整两党关系的表面文字之下，运用国民党的组织机制，通过中央的名义，公开地和全面地限制、排斥，是两党仍有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公然对的污蔑、歧视和压迫，最后迫使退让。上述两个提案在文字上略作修订，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于5月17日获得通过。

5月18日，蒋介石等又在会上提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中央常委是国民党二大新设机构，由9人组成，而没有中央常委会主席之设置。当时大会秘书长吴玉章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使“此后凡百事务，当必以多数人负责之故，而进行敏捷”。蒋介石这个提案，含有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意义，其用意是进一步从组织上排斥汪精卫。国民党人称整理党务四个决议案中，以这个议案为最关键和最重要，关系到本党组织历史重心的重建。这个提案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获得通过，并“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了使张当选，竟在其提案中规定可由“监委”委员任“执委”主席，这也是因人设置的一个典型事例。20日，蒋介石又在会上重新登记党员的提案，即《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进一步控制员的活动。

5月20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按照《整理党务案》的要求，在25日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中央常务会议上，（缺席）提出辞去宣传部代部长职务，林伯渠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未提辞农民部长职），谭平山（缺席）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职务（未提辞组织部长职）。28日，张静江主持第二十九次中央常务会议，“照准”三人辞职。张静江提议：由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顾孟余任代理宣传部长，甘乃光任农民部长。

同时，蒋介石加剧了向夺取中央和地方党权的攻势，蒋介石于5月28日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被蒋介石任命为该部秘书，陈到任后，在4个月内，将原在组织部内工作的大部分党员清洗出去。原西山会议派的叶楚伧、邵元冲分别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和青年部长。

但是，蒋介石并未以此满足，他又超出整理党务案的范围，进一步要求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要求参加国民党的员退出。5月27日，他对由退出军队的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宣称“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

因此，他要求做出“暂时牺牲”，以便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6月8日，他向鲍罗廷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7次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实际上是不需要存在的。

7月13日，蒋介石以即将前往前线，无暇兼理组织部长职务为由，举荐陈果夫为组织部长。同时，他与陈果夫以及代理中央常委会主席的张静江策划了一套夺取省市党权的计划，篡夺地方党权，为“清党”铺路。

1926年10月，陈果夫决定改组广东省党部，并修改选举办法，在他的操纵下，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只有3名员当选为执行委员，改变了过去由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局面，这无疑为各地右派篡夺地方党权做出了示范。从而为日后的全面“清党”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